紀錄片從何開始？

作為電影的一種形式，紀錄片與劇情片不同之處在於，紀錄片影像中多數的人物、地點、事件是真實發生，與現實狀況一致，因此在拍攝的過程中其實很難完全事先策劃劇本，導演無法安排劇情走向、掌控性低，拍攝脈絡也不是單一線條，而是在拍攝過程中藉由觀察紀錄來回觀看才能理出思緒脈絡。
 
「拍攝紀錄片如果沒有劇本，又該以什麼樣的心態拿著錄影機去拍攝？」
 
「如果拍攝紀錄片到最後發現事件的發展不符合原本的期待該怎麼辦？」同學紛紛提出了疑問。
 
這次發聲影像學院邀請到紀錄片導演洪淳修，透過面對面與導演接觸的機會，分享從發想、製作到最終完成紀錄片的創作歷程，同時也回應同學們在創作時面臨的種種困境該如何解決。

『紀錄片就像是人生，拍攝過程充滿不確定性以及未知，過多的限制或是期待都可能會產生焦慮，對被攝者或是拍攝者都會有不好的影響』淳修老師答道。
 
拍攝紀錄片不確定性非常大，一開始只能描繪輪廓，但細節雕刻需要機緣，可能透過田野調查或是在拍片過程中挖掘到更多事件細節，後續的發展也是順著機緣走，但對題材越了解，對影像的素材的精準度也會隨之提高，就如同在雜亂的棉絮中抽出一條絲線，這過程是需要時間醞釀才能過逐漸繪出事件的細節。
 
譬如淳修老師在拍攝以金門鱟為故事主軸的《刪海經》時，思索著要以什麼主題切入鱟的故事，直到有次淳修老師和金門居民聊天，當地居民認為抗戰時期的金門反而比較好過，儘管當時處於政治高壓的環境，但也因為如此對岸的漁船不敢闖入金門附近的海域，海洋生態反而被保護的比較好，然而戰爭趨於和平之後，兩岸開啟更多的交流，大量漁船以及商港的興建持續威脅鱟的棲息地，反而是鱟苦日子的開始。淳修老師在拍片過程中的「發現」讓他能以「戰爭」的獨特視角去觀看金門鱟的生死。
 
紀錄片拍攝者也不是以上帝視角的全知觀點進行拍攝，是透過親身的參與事件與行動實踐來揭開事件後續發展，比起劇情片的導演以指導的方式與演員（被攝者）互動，紀錄片的導演更像是以朋友的陪伴身份接近被攝者一同經歷事件發生，拍攝紀錄片不僅是「紀錄」本身，而是能夠透過「紀錄」的行動與事件產生更多的交織。

以生命歷程作為紀錄片創作的養分

拍攝主題的選取以及觀點切入的角度其實都是仰賴創作者的生命經驗，這些經驗形塑個人而又形塑創作，每個人自身經歷生命片段都可能成為創作者養分，需要時時提醒自己想要藉由影像傳達甚麼理念，用自己的方式創造有意義的連結都是實踐的開始。
 
因此，淳修老師從個人的生命故事開始說起，講述原本以為自己很會畫畫進入復興美工，才發現學校裡面聚集更多更厲害的繪畫高手，又因為發現自己色彩辨識的障礙，而輾轉接觸黑白攝影才開始攝影之路；後來當兵期間經歷台海危機，駐守在關渡平原每天看有沒有共軍從天空降落，也在這個時候觀察到大台北的農民，因而開始後續拍攝《城市農民曆》、《河口人》等以在台北都市中生存的農漁民為主的紀錄片，關心人類開發土地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問題，更受到金文文史工作者的邀請拍攝《刪海經》，拍攝金門鱟面臨商港開發的生存威脅。
 
紀錄片讓觀影者從單一事件到影片，最後延伸到社會議題，而這個過程關照到社會各個階層，更可能再過程之中關照到與自己相似的族群中，紀錄片或許是私密的，但也因此與創作者、被攝者、觀眾產生共鳴與連結。

如何定義一部「好的」紀錄片

「能夠包括多個觀點的紀錄片才是一部好的紀錄片嗎？」同學們思索著什麼樣才能叫做一部好的紀錄片。
 
『就像是午餐吃排骨便當一樣，有些人覺得油膩，有些人覺得要夠油才會飽，所以好的紀錄片就像是決定午餐要吃什麼一樣，沒有絕對的好壞。』淳修老師回答。
 
或像是有人覺得紀錄片一定要夠寫實，然而鏡頭之下，被攝者可能是被安排特定的動作，被攝者的挑選以及畫面的截取其實也不一定是觀眾期待下的客觀。因此如何定義好的一部紀錄片並沒有絕對的答案，重點是要不斷地問自己「為何而拍」，因為我們常被媒體、老師、家庭等俗世價值所影響，服膺於潮流趨勢選取創作題材或是形式，將作品作為一種商品，而忘記自己為何而拍、偏離創作的初衷。

若將紀錄片作為溝通的場域，在拍攝過程中也能夠帶給自身關注的社會議題更多的觀察以及發現，讓拍攝者不斷省思對於議題的看法，譬如淳修老師在《刪海經》中從生態保育、海洋意象、潮間帶漁業捕獲、商港經濟開發等4個被攝者的觀點出發，以不同的角度談論鱟的生存問題，同時也不斷修正自身的觀點。儘管很難達到全然的客觀，但是在修正觀點的過程中，能夠讓大眾彼此有更多的溝通空間。
 
而最終，紀錄片拍攝如同其他創作一樣要回歸到自身，要了解影像對你來說是什麼，你又想要透過影像來說什麼，若能夠過影像達到創作者原先的創作目的，淳修老師認為這就是一部好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