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鄭雯敏、蔡雨辰
 
 

2019上半年,長年投注於影像教育工作的富邦文教基金會將舉辦系列講座「如果電影銀幕就是電子黑板:影像教育系列講座」,六組在各式場域從事影像推廣、論述、創作、教育的工作者,分享其經驗,勾勒出影像教育現場的目前樣貌與未來可能。
 
第一場的主題為:當老師?做課本!文化人如何/為何介入教育現場。邀請了奇異果文創的總監劉定綱以及電影學校的講師陳平浩為我們主講。奇異果文創去年與深崛盟合作推出「奇異果版國文課本集資計畫」,以268萬達標,預計於2019年陸續出版六冊國文課本。劉定綱會聊聊一個文化人如何涉足教育領域,做起課本的故事。陳平浩是個影評人,碩士論文寫的是萬仁的電影研究,投入影像教育四年多了,他也會談談一個影評人怎麼跑去教電影,影像教育對他而言是什麼。
 

 
劉定綱:其實與其說我是文化人,不如說我是一個文化研究員,我本來念的是社會學,專業是文化研究。它跟文化有什麼差異?文化人通常會有一個創作表現自己的核心想法;文化研究者比較在看文化內容為什麼有這樣的詮釋方法,想表達什麼,在什麽樣的脈絡下如此表達,效果是什麼,與其他人的關聯是什麼。所以當我從一個文化研究者的角度去看108課綱,我的理解是:108課綱的核心精神有兩個,第一個是台灣產業的變化,以往台灣的教育其實是在培養一個二級產業的人才,追求正確答案,知道一定的程序,在每個生產現場裡面迅速的計算出正確答案,所以學生需要反覆練習,然後在很快的時間裡面找出正確答案,這是那個時候對於人才的一個想像。
 
108課綱的變化在於這一波教育改革意識到,國家所需要的人才類型開始接近三級產業。三級產業是什麼?文化、文創、觀光、旅遊、服務等內容產業,例如「韓流」、日本的「ACG產業」都是一些成功的範例,台灣本來在這塊就比較缺乏。當國家想要重新去調整台灣在文化產業上的競爭優勢的時候,我覺得對應下來就是108課綱。
 
做奇異果版國文課本前我們先做了一些調查,訪問很多出版社、業務、老師,慢慢整理出為什麼教科書市場會是現在這樣,其實和一綱多本有關。現在在做教科書的廠商其實大部分在一綱多本之前就在做參考書和測驗卷,所以教科書的業務們已長久經營了一個人脈。如果說教科書是個產業的話,這個產業有它的存活策略,關鍵就是業務。
 
大家知道「幼獅文藝」曾經出過國文課本嗎?沒有人知道吧!在99課綱時,他們認真的做過國文課本,也請了好多好多業務進校園去推廣,最後有幾家學校使用他們的課本呢?零。一家都沒有。為什麼是零呢?後來他們去調查,它們根本沒在教科書評選會成為候選名單,在那個過程中神祕地被搓掉了,老師們根本不知道這家的存在。聽完之後,我的想法就是採用別的方式讓大家認識我們,譬如說,常常接受訪問、上新聞、做募資、吵得很大,甚至是吸引其他業務或其他出版社編輯主動來看我們的版本,或者是吸引他們來跟我們對罵,就是先刷存在感。
 
108雖然變動很大,可是課本送審的出版社只有一家是新的,大家猜哪一家?就是我們啊!我們其他的對手就是翰林、龍騰、南一、三民,本來在經營教科書的出版社繼續延續,當一個市場在變動的時候,一定會出現新的競爭者,為什麼除了我們這種業力引爆的傻子外,就沒有別人了?
 
我們去訪問時發現其實業務的費用非常的高,一個業務平均所需要的成本是一百萬,包括他的底薪、薪水和業務費。這一百萬能讓他負責幾家呢?大概五到七家。大家算算看一本課本多少錢,一般來講定價兩百多,如果五到七家的話,乘起來有沒有超過一百萬?沒有嘛!為什麼有人還願意做?
 
利潤在於參考書或是所謂的配套,例如延伸閱讀、題庫本、作文本等一系列的配套。當然各家會不一樣,大家議價的狀況也會不一樣,比如說,以國文科來講,大概平均在一千塊上下。我們也去問了學生這些書你們有用嗎?更多學生告訴我們的是──他們在開學的時候帶一個小行李箱,把各科的書全部塞進去帶回家,然後期末的時候整個行李箱再拖回來,全部扔進資源回收桶。我自己做出版業,沒辦法接受我印出來的東西被浪費、被這樣處理掉,如果業務需要一個這樣子的配套才能維持生存,基本上教科書產業一定是動彈不得的。
 
我們投入的時候,就想能做什麼不一樣的事,所以後來我們的配套就希望起碼是一本可以看的書,因為現在的配套其實有點像以前的參考書,沒有書籍排版或是編輯的邏輯,沒有時代順序,沒有白話文或古文的排列邏輯。所以我們組織的方式就是讓課本裡面有各種單元,從內到外,從自己到他人到社會、世界和未來,以同心圓的方式漸漸推出去,也順著學生的成長階段中他開始會思考面對的問題,幫他做一個接軌,讓他上大學之後,無論是寫論文或看學術的文章,或做這些抽象思考是沒問題的。
 
我們做的是評量本,針對每一個單元、每一課所帶出來的核心議題,譬如,我們第一個單元叫做與自己相處。這一課裡面我們放了湯舒雯的〈初經.人事〉,她寫的是第一次來月經的經驗。
 
其實是我覺得108課綱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如果我們沒有在這一波改過去的話,那台灣真的有點危險,它會跟世界愈來愈脫節,我們看過世界各國的課本,台灣的課本大概是全世界最落後的版本,我們連中國的課本都比不上,為什麼?中國的課本的單元架構整個組織是非常有邏輯。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學生如果在高中階段所學習的東西沒有跟上產業的話,其實有點危險。有沒有辦法讓學生上完六冊的課本之後,進入書店,在文學區,他會認識大部分的作家,就會增加他投入閱讀的可能性,我們也在課本中放多媒體的素材,電影、MV、劇場甚至是動漫作品,讓他們都有機會去接觸到這些領域,如果台灣因為高中課本讓藝文市場可能翻倍或雙倍以上的規模,也可解決掉文科就業人口的困境。
 
 
陳平浩:我們在做電影教育這件事情基本上是在做識字教育,如果大家知道電影其實是一種語言的話,台灣目前的情況就是我們基本上只會講一種語言,就是好萊塢電影的語言。台灣人對於電影語言的認識來源大概就是好萊塢。所以,我們電影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告訴學生還有另外一種語言,電影的鏡頭是怎麼樣被連接的,裡面的邏輯是什麼,好萊塢為什麼習慣這樣剪接,而我們為什麽會這樣預期。
 
所以我們電影教育做的東西其實非常淺,大概讓學生知道我們看到的影像和聲音其實後面有一套機制,我覺得光是把這件事情讓同學意識到就是政治的了。這個政治並不是說,大家來看這部片就把票投給誰,這對我說太low了,我要做的是希望我們的學生看電影或任何影音產品的時候,能夠高度意識到後面有一群人在製作。畫面為什麼這樣剪?剪接的邏輯是什麼?想影響什麼?讓同學開始知道影像和聲音是怎樣運作的,對我來講非常政治。基本上他只要能意識到這件事,就不太會被政客騙。
 
我覺得也可能是因為我們這個科不是考科,所以我們完全不需要跟同學講答案,也有可能解讀電影這件事情,不管在我開始學習當影評人的時代到現在超多人都想當影評人的時代,基本上,我們早已有個基本概念:電影可以容許不同的詮釋。電影和影評可能比學校的國文科教育更早認為,每個人都可以、也需要說出別人沒說過的話。也就是說,包容性很強。另外一個就是電影可能更早就已經不只是侷限於「本土性」,電影一開始的誕生時期就已經是一個國際化的文化商品,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們在用這些電影當作教材,除了剛剛所說的讓學生認識電影語言、意識到影音運作之外,我也也能給予高中生關於現實社會或大人世界的事──這是他們這年紀最感興趣的事。然後我自己會覺得當你提問的時候,同學往往會記住的不是你告訴他的答案,而是你給他問題但你沒有給他答案,他會記住那個問題,電影其實就是可以不斷提出問題的。對我來講困難的地方是,我要怎麼樣在一部大家看完沒什麼問題的電影裡面提出他們想都沒想過的問題,其實我只是把很多種詮釋換成問句而已。
 
我現在的工作就是帶他們看電影,然後停下來抽出某幾段,讓他們知道這部電影的運作方式,然後,問一些沒有答案的問題,至於為什麼要帶高中呢?因為洗腦要趁早,那個洗腦並不是請大家投給什麼黨,我寧可把他們洗腦成不要太快相信任何事,對我來講,這件事情是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