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無證移工阮國非因遭警方射擊九槍身亡，當新聞上充斥各種對於移工與警方權益兩極化的討論時，導演蘇育賢隔年就當時可取得的警方證詞與報導內容，透過「重演」方式拍攝短片《阮國非》。因此，這次武陵高中同學參加電影《九槍》的電影院觀影放映後，「電影學校」計畫特別邀請蘇育賢到校分享，跟同學聊聊他如何理解這個事件？紀錄片如何處理暴力事件？影像創作者如何運用檔案素材（如密錄器畫面）與重演？

作為創作者，我在意的是暴力如何被陳述

蘇育賢導演一開場就馬上破題，詢問同學平常觀看到的暴力影像是如何被陳述的？觀看暴力所帶來的影響是什麼？進而分享自己印象深刻的兩次經驗，時間都落在2017年，一個是李明哲審判的直播畫面，整個過程流暢得像一場舞蹈表演，讓人產生一種奇怪的疏離感，難以連結李明哲在過程中所經驗到的各種暴力。另一個就是阮國非被開九槍的事件，因為阮國非已經身亡，加上無證移工缺乏主體論述的權力與管道，關於暴力的陳述僅來自警方證詞。
 
這兩個事件讓他進一步去思考在台灣談論移工議題時，如何呈現移工的形象？誰擁有權力去詮釋編輯與放送？它如何被形式化？裡面呈現什麼樣的權力關係？你哥影視社的短片作品《阮國非》邀請移工將一般車子彩繪成警車，並讓兩位演員依據警方證詞，重演警察、民防、阮國非從對打到開槍過程，但從頭至尾阮國非都是空氣般的存在，正如同觀眾已經聽不到他本人的說法。
 
《Nalam》則是重演一則警察逮捕無證移工的新聞，移工將「麥走」誤聽成「拍照」，便衣警察便藉機合照後逮捕，透過新聞媒體的放送，整起事件顯得有些詼諧，甚至成為一則趣聞。但仔細推想現場狀況，當移工發現合照的人是警察時，恐怕會有一連串的打鬥，而這樣的恐怖與緊張卻被輕輕帶過。因而，透過移工重演這個過程，同時納入導演與演員溝通的畫面與現場拍攝狀況，嘗試挑戰影片拍攝中的權力關係。

物的不同觀看，發現結構之下的細節

談完影像如何陳述暴力後，導演更進一步跟同學聊「如何觀看」？暫時擱置理性的結構歸因，或是直覺的情緒感受，觀看還有什麼樣的可能呢？導演分享了三種跳脫習慣的觀看方式。首先是「放空地看」，回歸物的詩性；例如：電影《美國心玫瑰情》中主角用攝影機拍下隨風飄盪的塑膠袋，其律動彷彿想找人玩的小孩，讓主角在這樣的觀看下，頓悟到事物背後蘊含了整個宇宙。
 
其二是「溢出地看」，導演以日本藝術家田中功起的作品〈啤酒〉，拍攝啤酒溢出的過程，當啤酒溢出本該盛裝它的酒杯時，物件的界線似乎被打破了。最後「誤解的看」則是以日本藝術家赤瀨川原平的作品〈宇宙罐頭〉為例，將蟹肉罐頭標籤完整撕下後，黏貼到罐頭內部，反轉罐頭內外的關係，罐頭轉而「包含」了整個宇宙。
 
回歸物的不同觀看，導演進而分享觀看蔡崇隆與阮金紅的作品《再見可愛陌生人》時，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影片呈現無證移工在山區秘密搭建的住所，設備雖簡陋，但卻帶有獨特的美感，蘊含移工對生活的想像。這樣的觀看經驗也成為導演拍攝《工寮》的靈感來源，整部影片的主角是工寮本身，導演找了平日在工廠工作的移工，利用假日時間協助搭建工寮，而影片就是拍攝他們在此的互動與對話。導演表示透過影片，他不是要讓觀眾同情，反而藉由操作痛苦被呈現的方式，作為一種拒絕「觀看與陳述痛苦變得太過理所當然」的行動，激發觀眾有更多其他的思考。

檔案的使用，讓人成為活著的檔案

最後，導演分享了紀錄片如何運用檔案資料？檔案往往紀錄已經逝去的人或是事件，但檔案對於「活著」的人又代表什麼意義呢？《灰熊人》的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取得提摩西．崔德威（Timothy Treadwell）與女友最後被灰熊攻擊致死的錄音檔，卻沒有直接在影片中公開錄音內容，而是選擇拍攝驗屍官聽完錄音檔的反應，以及提摩西前女友觀察導演聽錄音檔時細微的表情變化，從兩人的反應中，觀眾自行想像當下情境的恐怖，進而體會到圍繞著檔案還活著的人如何被影響著。
 
另一個例子是《殺人一舉》，導演邀請印尼「清洗共產黨」大屠殺事件的屠殺者「重演」他們過去執行屠殺的細節，導演從旁拍攝他們討論的內容與實際的表演，藉由電影中拍電影的力量，呈現出加害人在過程中經歷到矛盾狀態。這兩個例子都展現了紀錄片使用檔案的可能性，也凸顯人成為「活檔案」的力量。
 
兩小時時光飛逝，導演笑說時間不夠用，還有好多有趣的片例想跟同學分享。但這個下午學生得以觀看不同的影像處理方式，更深入去反思暴力事件影像中的權力關係，讓電影《九槍》的影響不只停留在電影院，而能引發更多討論與思考，在校園中持續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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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台灣移工面面觀（特別感謝 衛理女中 李紀平主任整理提供）

延伸閱讀｜

蔡崇隆導演的一封信&《九槍》互動網頁